吴石牺牲两月后，老蒋仍不肯罢手：亲自下令，27岁英雄绝命遗言
1950年8月10日，台北马场町的刑场上，枪声结束了一个27岁年轻人的生命。那个人叫王正钧。临刑前，他向狱卒要了纸和笔，写了八个字：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。字迹简单，没有花样，像是把最后的态度写清楚了。写完后，他没再说话，静静走向那个不得不去的地方。有人后来记得，他被问到有没有遗言，只回了句短话：“我无话可说”。这些都是当时的见证，不带修饰。
案件本身并非一路定死。审理过程中曾有不同意见，最初的判决也不是直接判处极刑。直到最高层介入，原来的量刑被改成极刑。把这个改判和当时的政治氛围联系在一起，并非牵强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，任何被怀疑跟地下组织有关的人员，都可能被当成要揪出来的“样板”。当局要的是震慑，处理要“让人看得见”，以阻止更大的组织化倾向。
把时间往前拨两个月，会看到另一起相关的处决。1950年6月10日，地点也是马场町，吴石被处决。两起事件接连发生，让掌权者更加紧张——他们觉得还没把事情彻底收拾干净，反而更怕组织还有活力。那种恐惧推动了后续的强硬措施，王正钧的案件在这种大环境下被重新审视，最终走向较为严厉的结局。
回顾被捕和审讯的过程，可以看出当局的操作逻辑。王正钧在军中担任文书，能接触到不少机密与文件。情报的价值在于能影响行动的成败，掌权者把这类人看成潜在危险。被捕之后，他面对的不是几句问话，而是接连不断的盘问、威胁和利诱。一方面有人想掏出更多线索，把更大的网络捅出来；另一方面审讯者使用了长时间审问、精神压制等办法，目的明确：换出更多人与证据。多位口述里都说，逼供手段既有软的，也有硬的，手法并不单一。
组织本身的运作也值得交代。那时候的地下工作通常分散成小组，靠秘密联络维系。情报传递靠可信赖的渠道，像在军中做文书这样的人，是天然的中转站。他们把文件、时间、地点等关键资料传出去，可能就能改变一两次行动的成败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审讯者把目光聚焦在王正钧身上：抓到他，或许就能把一串关系连起来，找到更多人。
庭审中，控方把他描述为信息的传递者，强调他在网络里的作用。证据收集从被捕开始一路跟进，调查人员试图把点连成线。原本的量刑并不是铁板一块，法律程序里还有讨论的空间。不过最后的改判显示了政治的介入，法律并非唯一决定因素，执行也因而加速。
狱中的生活在那段时间里透露出的气氛很压抑。有人见过他在狱里的样子：不是大吵大闹，而是沉默、收敛。写那句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时候，动作不急不躁，笔画干净利落。临近执行，他没有再试图申辩，也没去求人情减刑。带到刑场时，面对最后的问话，他只吐出那句“我无话可说”，像是把所有反复都停在那一瞬间，然后完成了最后的步伐。
事件发生后，公众谈论逐渐少了，时间学会把很多细节磨平。留在档案和口述里的，主要是几处关键事实：两个月内同一地点接连处决、对地下组织的高压策略、对军中人员的严格审查。把这些事实拼合起来，能看到当时社会的某个侧面：政治气氛紧绷，国家机器对任何涉及情报和组织的事情非常敏感。
在私下里，有人对那些年走那条路的人表示敬意，说他们选的是最难的一条路，不问回报。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：在这类案件里，个体命运往往被更大的政治需要左右，个人能做的有限。对王正钧来说，他留下的纸和那句话，成了事件里最直接也最不含糊的记录。它不像历史教科书里的长篇大论，反而像一张纸片，带着人的温度，静静地放在那段复杂历史的边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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