消费不用刺激，中国人不花钱不是因为穷，3大痛点封住很多人钱包
文|小秋编辑|小秋
前言在全球消费市场中，有两组数据非常刺眼，虽然美国人口没有中国人口多，但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美国人买走了全球30%的东西，而身为人口大国的中国仅仅买了12%，花的钱还不及美国的一半。
在这样的情况，便有许多专家声称得刺激群众消费，其实，大家并不需要刺激，大家消费的少也并不是因为没钱，而是因为这三件事不敢消费。
究竟是哪三件事让大家不敢消费？
不敢消费中国人不是不想消费，而是被一些事逼得不敢消费，庞大的存款数字背后藏着无奈，有三座大山正压得人喘不过气，渐渐地人们的消费信心和对未来的安全感消耗殆尽。
国外很少有人知道“中国人不爱消费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，并不是国人天生节俭或囊中羞涩，而是整个社会亲手制造了三道无形的“高墙”，将我们的消费欲望牢牢困住，当医疗、教育、养老如影随形，当市场诚信摇摇欲坠，谁还敢轻松解囊？
很多人会把这归结为我们有储蓄的传统，但其实事情远非如此，人们的消费欲望其实一直都在，只是被太多顾虑给压抑住了。
说白了，消费市场的增长，就像种庄稼，你不能光站田边上喊，想让它快点长，你得给它好土，这片“土壤”的核心，就是两个东西：一个是对未来收入来源的稳定预期，另一个是心里头那份“没什么后顾之忧”的踏实感。
尤其是经过前几年疫情的洗礼，那种对不确定性的感知变得异常清晰，很多人把钱攥得更紧了，储蓄的习惯被空前强化，所以，问题的根子，不在于消费的意愿，而在于一种普遍缺失的“消费安全感”，解开这背后的枷锁，比任何口号都重要。
手里的钱不等于敢花的钱决定一个人敢不敢花钱的因素，并不是他银行卡里有多少余额，而是他对未来现金流稳定性的信心，当预期变得悲观时，人们会本能地锁紧钱包，把手里的每一分钱都当成应对未来风险的“救命钱”。
你看，一个每个月有稳定薪水入账的老师或者公务员，他们就敢为提升生活品质花钱，今天报个兴趣班，明天去听场音乐会，这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投资，他们的消费，建立在“下个月工资照发”的底气上。
可换成一个收入不稳定的餐厅服务员，或者一个小企业主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，这个月生意好，收入可能不错，但谁能保证下个月呢？他们的收入波动极大，淡旺季直接决定了当月能不能吃上饭。
尤其是那些小店店主，即便一个月没开张，房租、人工这些固定成本也一分不能少，这种“吃了上顿愁下顿”的焦虑，不是指真没食物，而是对未来收入流可能随时中断的深切担忧，这种情况下，他们的消费会变得异常谨慎。
而这种不确定性，正在从个体蔓延到整个社会，现在市场竞争激烈，企业为了生存大打价格战，价格战的后果就是利润被无限压缩，企业没钱赚了怎么办？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削减成本，裁员或者降薪就成了常见操作。
这种压力一层层传导下来，最终落到了每个员工的肩上，大家对未来还能不能持续赚钱的能力，普遍失去了信心。
这才是决定人们敢不敢大胆消费的核心，当物价看起来在下跌时，很多人甚至会想“再等等，也许未来更便宜”，于是选择持币观望，这又进一步抑制了消费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
花钱买罪受谁还敢花就算现在兜里有钱，对未来也挺乐观，准备消费一把，但另一个问题来了，现在的消费体验，真的能让自己感到愉悦吗？很多时候，糟糕的体验和不透明的市场环境，足以让自己望而却步。
自己花大价钱买回来的商品，结果质量堪忧，出了问题想找售后，客服要么是机器人复读机，要么就是拖延推诿，消费投诉中，商品质量问题占比居高不下，这种“花钱买罪受”的感觉，是消费信心的第一大杀手。
还有价格，自己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买贵了，各种虚假的折扣、复杂的优惠券规则、同物不同价的现象，让每一次购物都像一场智力竞赛。
消费者在反复比价和甄别的过程中，感到的是疲惫和被欺骗，而不是购物的快乐，久而久之，自然就减少了消费的频次。
更深层次的，是消费场景的匮乏，线下的商业形态越来越同质化，走到哪个城市都是差不多的连锁店，缺乏让人眼前一亮的特色和吸引力，在一些中小城市，想找个有品位、有意思的地方消费，简直难上加难。
线上呢？除了直播带货，似乎也没有其他方式了，要知道，当一种模式被过度消费后，人们也会感到审美疲劳。
当消费者“想花钱却没好地方去”时，再大的潜力也无法转化为现实，每一次充满风险和不快的交易，都在侵蚀消费者与市场之间宝贵的信任。
不是为自己活是为一家人活除了经济和市场本身的问题，还有一重更深层的枷锁，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之中，那就是一种强大的“家庭责任感”。
它往往会压倒个人的消费需求，我们很多时候，不是在为自己活，而是在为一家人的长远规划而活。
医疗、教育、养老，这“三座大山”，就像压在每个普通家庭头上的“远期负债”，随便一场大病，就可能耗尽一个家庭多年的积蓄。
很多高效的进口药品或治疗方案，并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，这让许多家庭不得不常备数万元的资金，以应对那万一的可能。
子女的教育更是如此，从学前班一直到大学，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巨额开销，超过半数的家庭每年在孩子教育上的投入都超过三万元，私立学校和课外辅导班更是其中的大头，而父母们为了孩子的未来，宁愿压缩自己的一切消费。
再看养老，超过六成的人对自己未来的养老金是否充足感到担忧，当前的养老金水平，可能只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，一旦需要长期照护，那点钱就显得杯水车薪。
而对于子女这一代来说，他们面临着“上有老下有小”的双重压力，父母的养老问题是他们核心焦虑之一。
这种压力，又被我们的文化基因所驱动，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”的勤俭节约观念深入骨髓，更重要的是，传统文化强调家庭责任感和代际传承，父母天然地有为子女储蓄、为他们铺路的倾向，这种“无限责任”的模式，从心理层面就抑制了个人的即时消费和享受。
而疫情这类突发事件的冲击，更是让人们深刻体验到了生活的脆弱性，它像一次压力测试，让所有人重新评估了风险，进一步强化了“防御性储蓄”的必要性，给这重本就存在的责任枷锁，又上了一道锁。
所以，想让大家放心花钱，根本就不是喊几句“刺激消费”的口号那么简单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根本之道在于从政策和社会层面着手，为消费者卸下这沉重的三重枷锁。
要破除“预期枷锁”，就必须为那些收入不稳的灵活就业人群提供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，比如可靠的医保和失业救助，让他们拥有面对风险的“底气”。
要解开“信任枷锁”，就需要市场监管和商家自律的双重努力，提升产品质量，建立透明诚信的定价策略，重建消费信任，除此之外，同时也要鼓励商业创新，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，在大城市还是小乡镇，都应该有更多元、更有特色的消费场景。
而要卸下那最沉重的“责任枷锁”，则需要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承担起更多的责任，扩大医保报销的目录，规范教育市场的收费，实打实地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，把那“三座大山”削平成人人都能翻越的“小土坡”。
笔者观点当人们对未来有了稳定的信心，对每一次交易都充满信任，对家庭的重大责任有了坚实的依靠时，“消费安全感”才能真正建立起来。
到那时，消费将不再需要任何“刺激”，它会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自然而然的结果，中国的消费额，也终将回归到与其庞大人口规模相称的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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